大漠龙行的博客

乔姆斯基被称为“可能是还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2001年“9·11”事件发生，当月，乔姆斯基的《9·11》一书便告上市，一鸣惊人地反指“美国本身便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

　 乔姆斯基部分观点 　　国际关系多少有点像黑社会，如果黑社会老大发现有人没有付保护费，又不能胁迫他，美国对中国恰恰就是这种情况

　

　　玻利维亚进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根本不是美国！

　　美国政府强调的“稳定”，其真实含义是——美国霸权

　　人物周刊采访乔姆斯基：他认为，军事侵略政策最终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他还支持“由中国领导联合呼吁爱好和平的国家，同美国的军国主义相抗衡，而不能由欧洲领导，因为欧洲是美国的同盟。”的观点。他认为，在核武器，军事发展和行动上，中国已经显示了巨大的克制，面对美国军事侵略政策不断扩张，中国和俄罗斯一样已经建立自己的军事防御能力。但中国在联合国为推进和平开发外太空、维护《核不扩散条约》的执行等做出的不懈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而美国政府的军事侵略直接或间接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军事状况，将全球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布什政府违反《核不扩散条约》，向印度提供了核技术，本质上同意了印度发展核计划。《核不扩散条约》遭受了美国最恶劣的破坏，其约束力目前变得非常弱。

　　乔姆斯基说：我想，没有人会真的认为中国会威胁世界和平。说到“威胁”也只是威胁到了美国的统治或是所谓的“稳定”。稳定是个科学术语，但这里“稳定”的意思是由美国来定义的。所以如果你看了昨天出版的《贝克－汉密尔顿报告》，就可以发现“稳定”这个词出现了不下500次。报告中每一个“稳定”的真实含义都是：美国霸权。

      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那么，当代中国有叫得响的新四大发明吗？“新四大发明”评选活动由广东省发明协会主办，搜狐网发起，从建国以来影响中国建设进程的数十项重大科技成果中，评选出中国当代的“新四大发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

　　‘具有原创性’、‘具有世界级影响力’、‘能产生社会效益’是专家和网民评判‘新四大发明’的三大基本标准。这“四大”成就全部是都是需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大规模协作、深谋远虑、持之以恒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才能见成效的项目。而如今这“科学的春天”，“教授满地走，博士不如狗”，“论文满天飞，成果信口吹”，就是不见什么象样的、能在世界上站得住脚的东西。这些造福人类的重大科技成果和改革后的世人皆知的地沟油，苏丹红，三聚氰氨，瘦肉精“四大”另类发明有本质不同。

　　中国当代的“新四大发明”介绍

　　1、杂交稻

       1973年，在袁隆平的带头下，全国各地相关科研院所的集体攻关配合下，终于完成了水稻杂交“三系”配套的创举，这一创举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水稻生产上利用杂种优势获得成功的国家，袁隆平以此为科学依据发表水稻有杂交优势的观点，打破了世界性的自花授粉作物育种的禁区，彻底推翻了西方学者几十年来关于“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断语。

　　杂交水稻技术无疑是史书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

注：此文是孔庆东为徐亮的新书《帝国兴衰与帝国边疆的崩塌》所作序言。看了后很有同感，摘转如下。

　　曾经读过徐亮《中国本传》，里面说道，全球“失败国家”2009年排名（The Failed States Index 2009），中国再次堕入“失败国家”行列。当时读到这里，孔和尚非常不高兴，很想驳倒徐亮透口气。可是想了想，驳不倒啊。

　　一、中国崛起要解决精神上“站起来”的问题

　　2010年新年伊始，书市上出现了两本令人眸子一亮的好书，一本是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九州出版社），另一本就是摩罗的《中国站起来》（长江文艺出版社）。摩罗针对中国精英的软骨病，大喊一声“中国站起来”。书中说仅仅在经济上富起来，而没有精气神儿，那只是一堆赘肉，没有骨架，因而不是一只能够站起来的雄狮。保不准哪一天，这一堆赘肉就要被人当作公共食堂，一下子啃个精光。所以，“站起来”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意象，它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超级大国由于精神上垮掉而最后完蛋是有先例的。我怀着“天鹅湖”般的心情（俄罗斯情结），矛盾而忧郁地，关注着北极熊。在前苏联时代，苏联军队应该是排名第一的武装力量，特别是有旺盛的战争意志，那个时候的苏联军队，是列宁、斯大林缔造的，具有马列精神的，具有保家卫国精神状态的军队，因此在中国的北方能够崛起一个强悍的超级大国。从俄苏文学中，我读到了一个博大而痛苦的、忧郁而粗暴的灵魂。不论是普希金托尔斯泰，还是叶赛宁肖洛霍夫，我觉得他们的意识形态差别都不大，他们共同表达出了一种叫做“俄罗斯”的东西，像大地一般辽阔而坚忍的精神。但是苏联在精

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和我一样，不知道自己到底缴纳过什么税，缴了多少，更不明白这些税的实际用途！但是现在，中国减税的呼声确实一浪高过一浪了！以下是摘录的一篇网络文章。

原文地址：中国百姓缴税明细http://money.163.com/11/0309/13/6UN6QEER00253DC8.html

“我们究竟交了多少税？”

网上看到一个叫“草儿”的记者采访，对于自己缴的税算得很详细。

“在我的生活中，到底什么要交税，什么不交税，还是所有东西都要交税？交了税，为什么没有‘完税凭证’？我这辈子究竟交了多少税？都用到哪里去了？从哪里可以查到？我一无所知。”草儿算了一本账，但是，“这只是一个粗线条的统计，很多人家的实际支出远远不止我列的这些，某些企业的税收减免也没有考虑。我急于知道维持一个三口之家的正常生活，在中国需要多少成本。”

个税：

草儿每月税前工资15000元，丈夫每月税前工资28000元，夫妻俩一年的总收入为516000元，缴纳个税78327元，占比超过15%。

吃：早餐面包+牛奶，再给孩子煮一个鸡蛋。面包每只3.5元，纯牛奶每包1.5元。碧福缘山林绿壳鸡蛋每斤29.49元，折合每只鸡蛋3元。

午餐、晚餐均在公司附近解决，平均一餐15元。每月全家至少下四次馆子，每餐至少100多元。

周末自

自取其辱的饶毅

都是自取其辱。 现在的学术体系，要想得到什么好处，无论是获奖，拿什么江的学者头衔，取得国家自然科学和社科基金的科研项目，单位评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等等名堂，都得运作。两院院士是中国学术界金字塔的塔顶的桂冠，个人得到了，祖坟冒青烟，单位有人得到了，单位蓬荜生辉。一所大学，对外宣传，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说自己有多少个院士。这样的桂冠，凡是有实力的单位，都会力争的。跑关系不劳评选者个人，单位就出面，甚至组成专门的班子跑。主持的机构当然得打点，工作做到家。有可能做评委的人（一个界别，也就那么些大佬，谁能做评委，猜也猜得到），肯定挨个跑到，个个拜到。这样的运作，具体有什么内容，大家都懂的。 就这样，学界变成了一个关系界。饶毅的落选，只是把这个关系界的面目暴露得比较清楚了而已，这里，认人，认关系，认……好些别的东西，就是不大认学术。跟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场一样，学界的逻辑，也是权力，权力的运作，权力技术的操作。而所谓的学术，只是评审时的点缀。一个大学，评职称时如此，一个科学院，评院士的时候，也是如此。 中国的院士，自打民国时的中央研究院开始，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开始的时候，看学术，所以，民国时的中研院院士，个个都是学术大佬，无论怀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偏见，都不好说人家没学问。1949年之后，评相当于学部委员，政治因素掺了进来，好些学部委员，其实只是政治家。现在，则变成了关系，一种衙门气，铜臭气混合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不是已经主导，也是正在主导着院士的评选。院士的评选，已经变成了一个权力的角斗场，为着自己的利益，去争夺这个本来属于学术

新近的一些有关围城内的幸福的话题，对于我来说，总觉得有很深的代沟似地，几乎不知道如何切入。关键在于不同年代的人，对于幸福有着不同理解。

太久远的就不说了，从我爷爷那个年代说起罢。我爷爷生于上世纪10后，青年时期正值中国抗日战争，国家在遭受战火的摧残，对于一个人来说，幸福莫过于在神山的窑洞里，平平安安过完每一天；作为抗日后方的老百姓，最大的愿望就是多生产粮食，多给国家交售粮食，支援抗日！我爷爷不止一次地给我讲述过他年轻时从老家到平凉市交售公粮的情景，每当讲述这些故事时，爷爷的神情俨然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里的战斗英雄给儿孙们讲述英雄故事的样子！有点激动，声音有些颤抖，有份自豪，声调慷慨激昂。我也因此受到了感染，心中陡增了莫大的崇敬之情！倒是同村的爷爷辈的老人开玩笑说过，奶奶年轻时是村里的一枝花，而且还特别能干，和爷爷在村北的山上种地，日子过得很幸福！所以，我理解的爷爷的幸福就是扛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灾难，看着我们这些孙子们围着他听他年轻时的故事。

再说说父亲一代的幸福。老家离革命圣地延安不远，属于西北土匪和延安根据地拉锯的边区，清净时也很安定，乱时也不太平。村子里后山悬崖半壁上的那些地道，还有西边那个小山包顶部的碉堡、围墙、四周的深沟，就是证明。这些设施在我小时候已经变得没有那么坚固、齐整了，碉堡已经坍塌了，深沟已被填成一段段水坑了。还是爷爷告诉我，这些都是村里防土匪抢掠的设施。父母出生在抗日胜利前夕，所以得以在解放后进学校读书，母亲的学历按说也不算低了，都读到平凉幼师了。那时年轻人的幸福就是要根正苗红，政治第一。似乎人生的幸福就是政治。我印象中，父母对婚

为处理油田的钻井事故，受老板委派，我收集资料、记录，调查事故原因，同时在处理过程中参与意见，也许过于认真、苛刻，想搞清楚真相的缘故，期间一位同事酒后一定要找我谈心，实际上，所谓谈心也就一句话：“不关你的事，就不要那么认真！”

是的，连我的师傅都说我：工作快三十年了，怎么还没有学会做事啊，似乎所有的工作都是你家的事一样！累不累啊！

是的，我确实很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对自己的工作方法和方式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也产生了根本性动摇，我确实应该放弃那种刻板的、学究作风了，否则，要真的累死在工作岗位上，恐怕也不会有人为我说哪怕一句好话了！

然而，这次听了这位同事的这句话，非但没有让我坚定地在改变自己的学究作风的路上走下去，反倒让我坚定了坚持自己一贯作风的信心！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人人都会！可是严格认真，凡是剖根问底，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我如此坚定，还是为了自己睡觉时不要被噩梦惊醒，离开这个岗位后也不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只求个问心无愧！

算了，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我不强求别人怎么样，但我可以决定自己应该怎样去做。这就是我自己了。我的为自己的良心活下去，其它就随它去吧！

中国社会历来都是一个很矛盾、很纠结的社会。自商周起，几千年来，皇帝以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高喊中庸、孔孟之道，却在以最为严厉的、最残酷的法西斯手段统治着民众，实行着彻底的愚民政策。道德，自古就只是平民百姓的个人修养和官僚统治人民的牌坊。无论什么时候，道德都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治国的法宝。

如今，人们之所以热议道德话题，甚至认为中国人道德缺失，关键还是“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一些”人身上没有“道德血液”，社会在多元“文化”的浪潮中，失去了主心骨，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常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

这都应验了自古以来人类的共同格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知人知面不知心”、“防人之心不可无”……；西方人更以为“人性本恶”，甚至讲“人对于人是狼”！

但从人类信仰史的演变来看，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都是片面的，主流的、存传至今的，还是人性好善的主体！中国的《三字经》开头一句就说：“人之初，性本善”；西方人把耶稣当神来，而憎恶拜犹大。事实上，在人类社会脱离原始群居、进入高度文明以后，就注定了人性中既有善的一面（也就是“道德的血液”），也有恶的一面，人性中更多的其实是非善非恶——中庸的一面。

人类之所以推崇圣人——“道德血液”特别多的人，根本地讲还是因为“圣人”太少，而绝大多数人只是中庸之辈，真正的恶人也仅仅是个别的少数。暂且不说西方崇尚博爱、信奉耶稣，但就中国人自古好贤做一些简要分析，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会到底缺什么。

我喜欢探究中国文化历史，今天看到了一篇“客家文化及其迁徙”的历史文博，但不得要领，搜了一下，简要摘录如下。

       所谓客家人，是指原籍为河南地区的中原汉族，在东晋战乱时南迁，开始成为具有“特殊身份”的一群居民，更在后来的几次迁徙行动中，逐渐形成今天具有独特风貌的客家民系。客家民系是中华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客家人最为明显的特征是讲客家话，客家语系是汉民族十一支方言之一。

客家人的祖先源自中原，是从中原迁徙到南方，是汉民族在我国南方的一个分支。客家文化一方面保留了中原文化主流特征，另一方面又容纳了所在地民族的文化精华。 客家人常常以那些英才男儿为榜样，启发教育儿孙，向功勋事业有成的前辈们学习。

客家人是迁徙到南方的汉人

　“客家”一词，在客家语与汉语广东方言中均读作“哈嘎”（Hakka），含有“客户”之意。《辞海》中是这样解释的：相传在4世纪初（西晋末年），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迁渡江，至9世纪末（唐朝末年）和13世纪初（南宋末年）又有大批汉人南迁粤、闽、赣、川……即现在的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台湾等省区以及海外。为了与当地原居土著居民加以区别，这些外来移民自称自己是“客户”，是“客家”，是“客家人”。

　　由此可见，客家人的祖先源自中原，是从中原迁徙到南方，是汉民族在我国南方的一个分支。客家人的主要聚集地在赣南、闽西、粤东，那里有29个县是“纯客县”。在宋末以前，宁化是客家人南迁的集散中心；在明末清初，嘉应州（现